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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“君子游戏”到“残酷杀戮”,春秋战国时期战争规则的巨大转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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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为解决纠纷的最暴力手段,战争,永远都不是美好的东西,之所以用了“游戏”这个词,是因为东周前后,即春秋初期到战国末期,中国的战争规则变化实在太大。

春秋战国时期,是中国奴隶制逐步瓦解,封建制逐步形成的时期。国之大事,在祀与戎。所以在春秋初期,祭祀和战争,这不是普通奴隶可以干的事。能上战场的,至少也是最底层的贵族“士”,“战士”这个词即由此而来。

虽然相对于西周,春秋已经开始呈现“礼崩乐坏”之势,天子的话没那么好使了,“礼乐征伐自诸侯出”,诸侯开始争起了霸主。但整体来说,各诸侯国之间,大家不是兄弟也有姻亲,可以通过战争秀一下实力,目的只是为了定出个胜负,杀伤不是追求的主要目标,只要有人服软认错就行了,点到为止,无须赶尽杀绝。

黄仁宇先生曾对此有过经典的表述:“春秋时代的车战,是一种贵族式的战争,有时彼此都以竞技的方式看待,布阵有一定程序,交战也有公认的原则,也就是仍离不开‘礼’的约束。”(《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》)

春秋时期的战争规则主要有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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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不加丧、不因凶

“不加丧”是指不趁敌国新丧期间对其发动战争,“不因凶”则是指不趁敌国天灾断粮期间发兵攻打。

例如,《左传•襄公四年》:“三月,陈成公卒,楚人将伐陈,闻丧乃止。”遵守了“不加丧”的原则。

《左传》记载的“泛舟之役”讲:晋国发生饥荒,向秦国购粮。在有人建议借机攻打,有人建议为道义卖粮的情况下,秦穆公选择了卖粮给晋国。次年,秦国发生饥荒,向晋国买粮。在有人建议回报秦国,有人建议借机攻打的情况下,晋惠公选择了派兵攻打秦国。晋惠公道义尽失。

在春秋时期,“打破”制度的同时就是身份的丧失,维护身份的尊贵比战争赢得胜利还来的重要。

(二)不鼓不成列

不鼓不成列,指不攻击没排好阵型的敌人。

《左传》记载,僖公二十二年,宋国与楚国约定在泓这个地方决一胜负,宋襄公不肯攻击没排好阵型的楚国,结果导致宋国战败。国人纷纷责怪宋襄公,宋襄公说:“君子不重伤,不禽二毛。古之为军也,不以阻隘也。寡人虽亡国之馀,不鼓不成列。”(君子不再伤害已经受伤的人,不俘虏头发斑白的老人。古代用兵的道理,不凭借险隘的地形狙击敌人。我虽然是亡国者的后代,也不攻击没有排成阵势的敌人。)

后人多笑宋襄公的迂腐陈旧不懂得变通,但从春秋时期“仁礼”的角度出发,这种迂腐反而更体现出不同于后世的君子气度与贵族精神。

(三)射礼

《左传》记载,昭公二十一年,宋国发生内乱时,公子城和将军华豹在战场上相遇,华豹先张弓射箭但未射中,想要再射第二箭时,公子城提出异议,认为华豹不遵守轮流射击的射礼。结果,华豹老老实实的放下弓箭,却被公子城一箭射杀。

这种为了守护礼节而丢掉性命的行为看似好笑,但何尝不是一种武士精神的体现。能够将气节、礼仪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的人,难道不得到后世的敬仰吗?

(四)不越份

在等级制社会,每个人都有其身份与官职,必须依照自身身份而行事,如果做出了越份之事就是“非礼”。

《左传》记载晋楚鄢陵之战,晋国的大夫郤至在战场上三次遇到楚共王,郤至不仅没有“擒贼先擒王”,反而是每次都恭恭敬敬地下车行君臣之礼。

(五)不灭国

春秋时期的战争多以迫使敌方屈服为目的,因而军事威慑意味更浓,两方较量强调点到为止,不赶尽杀绝,更何况是毁其宗祀、灭其根基。

进入战国时期,随着各国变法,特别是秦国商鞅变法的成功,军功制的建立。“不鼓不列”的贵族战争彻底变成了兵不厌诈的全民战争。战争的激烈程度远超春秋时代。

战国时代,战争是功利的,目的是直接消灭对方的国家,掠夺对方的资源和人口。越国吞并吴国,开创了一个大国吃掉另一个大国的不幸先例,在那之后,灭国战争愈演愈烈,直至秦灭六国。

春秋时代,国与国之间的边界和关塞并不用遣重兵把守,因为人们不会不宣而战。而到了战国时代,各国防范森严,日日枕戈待旦,“不择手段”成了战争的主要手段。

春秋初期,战争“不加丧,不因凶”。然而从春秋后期开始,特别是到了战国时代,对方国君去世或对方国家遇到天灾之时却成了己方出兵的最佳时机。

战国时代战争的规模和惨烈程度,也是春秋时代无法比拟的。春秋时代的战争规模通常很小,大多会在一天之内结束,很少有超过三天的大战。而在战国时代,战争旷日持久,十分惨烈,持续几年已属常态。“争地以战,杀人盈野,争城以战,杀人盈城”(《孟子·离娄上》)。史载韩魏两国连年遭到秦军进攻,被屠杀的青壮年尸骨遍野,被掠卖流亡的老弱奴婢布满天下。公元前260年秦、赵两国因争夺上党,而爆发“长平之战”,赵军最终战败,被秦军斩首坑杀约45万人。

历史车流滚滚向前,时代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?好像战争规则也许再也回不去了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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