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疫情与历史相始终，与人类共相伴，中国历史上的疫情比比皆是。据不完全统计，秦朝至南北朝的800年间大的疫情记录有47次，隋唐五代不足400年的时间疫情记录为17次，而宋至清的1000年间共有10次疫情记录，总之，秦汉至清2000年间共有大的疫情记录254次。而在清朝以后至今天，我国更是暴发过多次大规模的疫情。

先秦以前即有瘟疫，一般以巫术治疫，杂以医药。秦汉时期，对于疫情严重地区，《史记》中有“十月庚寅，蝗虫从东方来，蔽天。天下疫”的记载。《礼记》记载：“孟春行秋行，则民大疫。”伤寒病在东汉末年十分猖獗，有人认为张仲景《伤寒论》所论述的疫情即鼠疫。

魏晋南北朝(222—573)时期，战乱频繁，每逢大战，必有大疫。在此351年里，有74个年份发生瘟疫，共77次，年均4.74次，发生频率21.94%。有关魏晋南北朝时期瘟疫的统计资料已有多种。曹植《说疫气》记载“家家有僵尸之痛，室室有号泣之哀”。《三国志》也记载：“公（曹操）至赤壁，与备战，不利。于是大疫，吏士多死者，乃引军还。”

唐宋时期，史书中往往出现有如“贞观十年，关内、河东大疫”“江南频年多疾疫”等表述。唐代天宝十三年，李宓“将兵七万击南诏”，因疫病，众多士兵病亡，最终大败，成为安史之乱的导火索之一。这时期的治疗，以中医药为主，多进行隔离治疗。

金元之际鼠疫大行，影响历史深远。有人研究后粗略估计，当时全国近五分之一的人口死亡，多达2570万人。

明代疫病更为频繁，约有上千次以上且死亡人数众多。嘉靖、万历年间，北京经常发生大疫情，“京师饥且疫”。崇祯年间华北山西发生鼠疫，病者吐痰血即死，惨绝人寰，乃至“虽亲友不敢问吊，有阖门死绝无人收葬者”。崇祯十六年疫情更是严重，至“死者数百万”。

明末清初有一次大规模的瘟疫流行，导致数千万人死亡。《明史》记载，从万历年间开始，疫情发生频率逐渐增加，影响范围逐渐扩大。1644年春，鼠疫在北京达到流行高峰，当时的死亡达十万人。《崇祯实录》称：“京师大疫，死亡日以万计。”李自成攻打北京之前，北京城鼠疫流行已达一年左右，因此有史学工作者将明代灭亡和鼠疫联系起来。

清代疫情频发，1910年东北发生大鼠疫，这次鼠疫死亡人数超过六万，相当于东北1400万人的0.4%左右。这一次的鼠疫，极有可能是通过飞沫在人与人之间进行传播，当时按重症、轻症、疑似进行分级处理，避免交叉感染。政府对哈尔滨疫区进行严格的封锁和交通管制，最终控制了疫情的蔓延。

1918年，中国暴发了一次严重的肺鼠疫，此次鼠疫传染性极强，疫情波及内蒙古、山西、河北、山东、安徽、南京。据记载，感染者出现头痛、发热、咳嗽等症状，轻者三五日，重者不过二十四小时，即吐血而死，死亡14600余人。当时的山西地方政府发挥了积极作用，官方与民间良性互动，以较快的速度控制了疫情。

1932年暴发于陕西的霍乱几乎遍布全国，据《陕西省志·人口志》记载，此次霍乱传染了60个县，患病人数约50万，死亡人数约20万，死亡率在40%左右。

抗战时期的根据地也发生过大的疫情，其中疟疾是发病最多、流行最广、危害最大的传染病。1942年3月11日的《晋察冀日报》写道：“病人之多，病祸之延续与反复，死亡率之大，可以说是百余年来所未有的。”有人估算，抗战期间，晋察冀边区人民发病数达4000余万人，死亡约240余万人。对传染性和流行性较为严重的传染病，如疟疾、痢疾、回归热、伤寒等，根据地组建了各种医疗组和卫生防疫队进行了重点防治，并加紧各种防疫药品和药材等的生产，帮助各级政权训练卫生防疫人员，协助地方卫生工作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新成立的公共卫生局设立了防疫班，负责传染病的防治工作。此外，还发起全民运动防治各类疫情。在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，中国进行了3次强制性全民种痘和2次接种行动，5亿多人口共发放了18亿剂牛痘疫苗。

1949年10月，察哈尔省暴发鼠疫，给当地人民造成了极大的生命威胁。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遭遇重大疫情。当时严密封锁部分道路；停业、停课、停产；调集医疗防疫人员与药品日夜赶赴疫区，为群众注射疫苗；并动员组织群众捕鼠灭蚤。12月中旬，取得了新中国第一次抗疫的胜利。

1957年“亚洲流感”(H2N2)在贵州暴发，很快蔓延到国内各省市自治区和其他国家，导致国内各省市自治区25万多人患病，是新中国成立后最严重的流感疫情。当年的中国，物质匮乏、缺医少药，无力应对如此大规模的流感疫情，只能通过报纸、广播指导人们防疫，对疫情严重的地区采取强制歇业、停课等措施。

1988年，上海市部分居民食用不洁毛蚶引起甲型肝炎疫情。国务院就做好防疫工作提出具体意见，对所需物资的生产作出安排。上海市政府采取“谁的人，谁管”措施，利用企业厂房、库房、学校等安置病人，集中隔离，销毁毛蚶，街道、居委会挨家挨户发宣传单、排查病例，疫情很快得到了控制。

2003年的非典疫情波及我国内地24个省市区的266个县市区及国外32个国家和地区，疫情发生后，党中央、国务院立即成立防治非典指挥部，统一指挥、部署，安排人员、物资。建设定点、专项医院收治患者，群防群控。经过有序、科学的防控，2003年6月24日，世界卫生组织宣布解除对北京的旅行警告，中国取得抗击非典的胜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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